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家里的信，本来收到家书应该是件挺高兴的事儿。但毛泽东一看信里的内容，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，他直接跟办公厅主任田家英说，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信，就别给他看了。

是哪一封家书，让毛泽东下了这样的决心呢？

这封信是毛泽东的亲戚文运昌寄给他的，里面写了个有14个人的单子，全是文家的亲戚，想让毛泽东帮他们找份工作，或者帮忙保送到学校读书。

毛泽东瞅着那封信，嘴角一咧，带点苦笑地说：“嘿，看来我毛泽东这儿，也有人觉得我一得势，身边的人都跟着沾光呢！”说完，他立马收起笑容，一脸认真地对手底下的人说：

我不管别的领导会不会给亲戚安排工作，但在我毛泽东这儿，这一套可不吃香。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，咱们是真心实意给老百姓谋好处的，不是搞那些自私自利的小动作。”说完，毛泽东直接在文运昌的信上写了句：“给亲戚找工作这事儿，我做不来。”

对于想要找毛泽东谋求职位的人，毛泽东定下了个简单明了的规矩，那就是“四不原则”：不推荐、不引荐、不表态、不通信。

没过多久，毛岸英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要去韶山，出发前，毛泽东专门嘱咐他，路过唐家托时，要去探望一下文家的两兄弟。文运昌一听说毛岸英要来唐家托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觉得机会又来了，连忙把弟弟文松南叫来一起想办法。因为有了上次写信那档子事儿，自己不好再出面了，所以这次就让弟弟文松南去谈工作的事。

毛岸英一到唐家托，立马就被亲朋好友们热情包围了，大家伙儿拉着他聊家常，气氛特别融洽。没多久，文南松就直截了当地跟毛岸英聊起了文运昌的工作，说是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想让毛岸英再去跟毛泽东提个醒，帮文运昌在工作上使把劲儿。

毛岸英听完之后，心里清楚老爸的为人处世，于是就婉转地跟表叔说了不行，还给他解释了原因。文南松看毛岸英这么坚持，也没辙了，只好又写了一封信，让毛岸英帮忙带给毛主席。

没多久，毛泽东就瞧见了那封信。他还是守着自个儿的行事规矩，没给表哥文运昌开后门，回信里头他写道：“运昌哥的工作，我不能帮着推，得看他在老百姓里头干得咋样，这样才能让大家伙儿信得过他，有了合适的机会，自然能去干事儿。”

文运昌接信后特别失望，心里盘算着要去北京讨个公道。到了1951年4月份，毛泽东亲自发了邀请，家里亲戚全跑到中南海聚会。文运昌也见到了在北京当大官的表弟，想瞅瞅表弟的官架子，结果毛泽东一见面就热情地跟家里人打招呼，特别亲切。

毛泽东瞧见文运昌，赶忙把他拉到身旁，两人就开始聊起小时候的趣事，心里头那个怀念劲儿啊，别提了。文运昌这次在北京一待就是4个月，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，变着法儿地给他准备好吃的好喝的，招待得十分周到。

1952年6月份，文运昌又一次跑到北京去见毛泽东。这次到北京，文运昌跟以前大不一样，变得特别爱喝酒，经常喝到不省人事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瞎说一气。他逮着谁就跟谁讲他和毛泽东的那些事儿，还自称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。文运昌这么一来，给毛泽东添了不少麻烦。

那时候，毛泽东心里惦记着家里人，就没多讲啥。转眼到了1953年冬天，毛泽连、毛锦成、谭熙春、邹普勋这四位老家的亲戚，专门从韶山赶到北京来给毛泽东过生日。一看见家里的亲人来了，毛泽东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，赶紧好好地招待他们。不过，虽然心里高兴，但毛泽东也觉得这样不太符合规定，就对家人说：

在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那会儿，我就明确说了几点：不搞生日派对，不宴请宾客，不送礼物，也不用人的名字给地方命名。身为主席，我得自个儿先做到！以后啊，我那些在乡下的亲戚、朋友，还有父老乡亲们，都别想着来给我过生日了，这样真不合适！

这时谭熙春笑着逗趣：“韶山那边的亲戚来了你说不满意，湘乡的亲戚一来，你又是一套说辞？我听说运昌公也特地赶过来给你过生日了！”

毛泽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立马就明白了，文运昌要是留在北京，那影响可太坏了，这不是给大伙儿带了个歪风邪气嘛。他连忙去找文运昌，对他说：

运昌啊，你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现在既然有伙伴一起，那就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打道回府吧。

文运昌一听，立马回了句：“你这是不是要我走啊？我可没那打算！”

毛泽东瞧着文运昌那副模样，立马就说：“行！我不管这事了，你走不走，自己看着办。”

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对自己，让自己在大家伙儿面前丢了脸，心里头一股火，直接甩手回了老家。到家后，毛泽东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份亲戚情，想着文运昌的学问，就帮他谋了个湖南文史馆的差事。但文运昌心里头不咋乐意，他总觉得在北京才能有更宽的路子发展。

文运昌压根儿不重视这次工作的机遇，成天泡在酒里，过得浑浑噩噩，把自己的活儿丢在一旁不管。一喝高了，他就满嘴跑火车，胡说八道。

毛泽东的侄子瞅见文运昌那些举动，觉得实在离谱，就把这事儿跟毛泽东说了。毛泽东一听，立马给文史馆写了封信，亮明观点：别因为文运昌是我毛泽东的亲戚就另眼相看，咱们都是老百姓，没啥特殊不特殊的。文运昌知道这事后，心里头对毛泽东的不满又多了几分。

1959年的时候，毛泽东回到了韶山，再次踩上了这片老地方，他心里头那个亲切劲儿就别提了。一瞅见好久没见的亲人，他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。后来，他琢磨着拍张全家福留个念，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文运昌的人影。家人们觉得这样可不好，就赶紧跑到文运昌家去请他。结果，文运昌干脆地拒绝了，说啥也不去见毛泽东。

文运昌心里对毛泽东憋着好多怨气。想当年，毛泽东搞革命那会儿，自己没少出力帮忙，还因为跟他扯上关系吃了不少苦头。现在生活好过了，毛泽东咋就不能拉自己一把，给找个“正经”活儿干呢？在北京才多呆了几天，吃了几顿饭，就要赶我走，这表弟的做法真让我寒心。

文运昌心里头觉得毛泽东对自己有点“亏欠”，这背后是有故事的。毛泽东他妈，家里排行老小，大家都叫她文七妹，十八岁就嫁给了毛泽东他爸毛顺生。等毛泽东一出世，文七妹就带着他回了娘家，那边条件好点。在姥姥家，毛泽东老是得到大他六岁的表哥文运昌的关照和帮助，说起来，就连毛泽东后来走上革命的路，都离不开文运昌的指点呢。

毛泽东小时候，家里主要是种田为生。他老爹觉得，庄稼人嘛，读那么多书干啥，老老实实种地才是正道，能认几个字，会打算盘就足够了。于是，就把他送到了附近的私塾去念书。在私塾那段时间，毛泽东对学习表现出了特别大的兴趣，天赋也挺好，老师上课讲的东西，他不仅能很快明白，还能自己联想到别的例子，引用经典来解释。

我表哥文运昌，在毛主席的亲戚里头，算是挺有学问的一个。他看到毛主席特别爱学习，就经常从家里挑些藏书给毛主席看。他俩之间还有个规矩，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每次借书都得写张借条。这张借条上得写清楚借书的是谁，书是谁借出的，啥时候借的，啥时候还，还有书的名字，用这样的办法来管着看书的时间。

1910年，毛泽东在私塾念了六年书后，被他老爸叫回了家。老爸觉得儿子书已经念得够多了，再继续读下去就是白花钱。现在识几个字就行了，去米店当个学徒，学点手艺也挺好。可毛泽东看到自己老爸这样的安排，心里特别着急。他明白，整天打算盘记账可不是他想要的生活，也不是他的追求。

没办法，毛泽东只得去找私塾老师求助。老师看毛泽东是个读书的好材料，就亲自跑到他家去劝毛泽东的父亲。当老师提出想让毛泽东继续念书的想法时，毛顺生磕了磕旱烟斗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咱们庄稼人，要那些功名干啥，能把账算明白，字写得端正就行了！”老师见毛顺生这态度，知道劝不动，只能无奈地走了。

这时候，毛泽东心里头那个急啊，感觉谁也没站在自己这边。说来也巧，他表哥文运昌知道了这事儿，二话不说就动身来找他了。文运昌一心想着要把毛泽东从这困境里拉出来，于是他就发动族里人一块儿去劝他姑父毛顺生。大家伙儿轮流上阵，跟毛顺生磨嘴皮子，最后毛顺生实在拗不过，只好点了头，答应让毛泽东出去读书。

1910年那年的秋季，毛泽东心怀一腔的热情，离开了韶山这个地方。就在那一天，他动手改了一首诗，内容挺有感触的。

小子我下定决心离开家乡，要是学不出个名堂来，我绝不回家。葬在哪里又何必非得是故乡呢，这世上哪儿不能埋骨青山。他把这首简短的诗，悄悄塞进了老爹天天要翻的账本里，以此来表明自己外出求学的坚定心意。

毛泽东要来，表哥文运昌乐坏了，他立马联系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，忙前忙后给毛泽东办入学的事情，还自愿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。

毛泽东在东山小学上学时，文运昌对他这个表弟特别好，总帮他找些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书，像《盛世危言》、《新民丛报》这些，想让毛泽东多看看，开阔开阔眼界。

要不是表哥文运昌出手相助，毛泽东压根儿就去不成东山高小。就连多年后接受采访，他还一直说：

我踏进了东山学堂的大门，那里确实有不少新气象，可我对古文没啥兴趣。那时候，我手里头有两本宝贝，都是表兄送给我的。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大事，另一本是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。我把这两本书翻来覆去地看，不知读了多少遍，最后都能背下来了。我打心底里佩服康有为和梁启超，对表兄也是感激不尽。

文运昌不光是毛泽东的表哥那么简单，他还是毛主席走上革命路的关键指引者，好战友，甚至救过他的命。

1919年10月5号那天，在北京打拼的毛泽东得知了一个坏消息，他妈妈文七妹去世了。他立马着急忙慌地往家里赶，要回去办丧事。他表哥文运昌也早就到了毛家，帮着一起处理这些事儿。

妈妈活着的时候，我没能好好照顾她，她走的时候，我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弟弟告诉我，妈妈在快走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，这让毛泽东心里头更难受了。在妈妈的棺材旁边，他写下了自己这辈子最长的一首诗，叫做《祭母文》：

哎，我妈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她活了五十三年，生了七个孩子。七个里头，就剩下我跟我哥东民，还有弟弟覃。另外四个，两个闺女两个小子，都没养活。我妈养大我们哥几个，那叫一个不容易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也因此落下了一身病。这中间的事儿，桩桩件件都是让人心疼的往事，我都不忍心细说，想着以后慢慢讲。但现在要说的话，就两点：一个是她老人家品德高尚，一个是我心里头有点遗憾。……

之后反动派来家里搜查，亏了表兄文运昌出手相助，那篇《祭母文》还有挽联的手写稿才得以留住。

一年后，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不幸染上了伤寒，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。那时候，表兄文运昌常常过来关心，还帮忙处理了很多丧事。爸妈都走了，这让毛主席把对家的感觉全都寄托在了外婆身上。

1925年那会儿，毛泽东回到了韶山，着手搞起了农民运动，老百姓们特别买账，都跟着行动起来。文运昌一听说他表弟毛泽东回来了，立马就奔到韶山去见他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他俩有聊不完的天，一直唠到半夜。文运昌听说毛泽东在搞革命，立马表示支持，没多久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这场大革命里头。因为他读书多，有文化，就当上了农会的秘书，经常跟着毛泽东到处去做动员讲话。

革命热潮汹涌那会儿，反动头子赵恒惕探到了毛泽东他们的动静，暗地里琢磨着要把毛泽东给逮起来。毛泽东感觉到事情不妙，琢磨着得赶紧撤，可没想到敌人的兵马早就悄悄候在了逃跑的必经之路。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，文运昌主动站了出来，打算给毛泽东打掩护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俩长相上有点儿像。结果敌人还真就把文运昌错认成了毛泽东给抓走了，这样一来，毛泽东就顺利逃脱了。

监狱生活异常艰难，文运昌天天挨着重刑折磨，被整得人不人鬼不鬼。就算敌人再怎么恐吓诱惑，他也没吐露半点关于毛泽东的事儿。后来，多亏了各方努力，他才得以获释。但这一遭，确实让文运昌的革命劲头受到了不小的挫伤。

1927年1月份，毛泽东跑到湘潭、湘乡、衡山这些地方，实地看了看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。这也是他建立新中国前最后一次回老家。看完后，他去了外婆家，并在那儿开了个家庭小会。会上，他讲了讲农民运动的真实状况，还动员年轻人多参与进来。不过这次，文运昌一句话也没说，他觉得闹革命那就是玩命的事儿。

1929年那会儿，国民党那帮人闯进了毛泽东的家，乱翻一气。这事儿还殃及到了文家，文运昌的老爸也被他们抓走，扔进了牢里。在牢里，他老爸天天受折磨，虽说后来有人想办法把他救了出来，但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哪经得起那种折磨啊。没多久，老人家就去世了。那时候，白色恐怖笼罩着一切，文运昌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离家出走，去外面躲一躲。

这段时间，毛泽东为了家人的安全，彻底与家人切断了联系。

到了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，那会儿毛泽东在延安安顿下来，国共也开始联手抗日。文家的生活这才慢慢有了好转，文运昌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表弟竟然成了共产党里的大人物。他赶紧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信里讲了讲这些年家里的变化，还有亲人们对他的想念。另外，文运昌也顺便跟表弟提了一句，想让表弟给自己在党里找个差事做做。

接到表哥文运昌的信，毛泽东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真的是憋都憋不住。想想上次见面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他连忙拿起笔，给表哥回了封信：“我特想跟你们这些表哥、侄子们常来信往，你们写的每句话，对我来说那都是满满的开心。”

毛泽东对于表哥想要谋取官职的请求，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用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了拒绝。

毛主席讲过：

我哥你那边工作应该挺顺心的。不过咱们这儿啊，就是有啥吃啥，有啥穿啥，从大到领导小到做饭的，待遇都一样。因为我们党啊，就是一心一意给国家、给民族、给劳苦大众办事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所以大家都平等，也没啥工资可拿。要是你家里负担重，最好还是在外头找个工作补贴家用，来这儿可能不太合适。路也挺远的，旅费我也帮不上忙。

文运昌瞅见回信里写的，心里头也挺体谅毛泽东眼下的难处。他琢磨着，眼下头等大事是打鬼子，自己家里还有老有小得靠他养活，没薪水这事儿他真没法接受。于是，他也没再多嘀咕什么，去延安的想法也就这么打消了。这时候的文运昌，对毛泽东还是挺能包涵的。

然而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文运昌误以为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，自己作为“亲戚”理应得到些好处。但毛泽东坚守原则，多次拒绝了文运昌的请求。这导致文运昌心生不满，认为毛泽东对家人不够关照，忘记了亲情。

毛泽东为了革命事业，失去了好多亲人，就连妈妈临终时他都没能见上一面，这些成了他心头永远的遗憾。对于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亲戚朋友，毛泽东经常拿出自己的稿费来帮他们一把，而他自己呢，总是过着简简单单、粗茶淡饭的日子。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看重亲情？但其实，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，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。

文运昌对这些事情怎么也搞不明白，他早把年轻时那股子革命的热情和理想抛到了脑后。国家是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但他的脑筋还像被封建社会给绑住了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文运昌心里头就老是对毛泽东有怨气，打死也不愿意见毛泽东一面。就这样，一直到1961年12月11日，文运昌满心的不乐意和怨恨，离开了人世，一直到死，他都没能明白毛泽东的一片苦心。